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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太上皇”和“太上皇帝”到底有何区别?

来自:网络整理| 发布时间:2019-08-12 17:41 | 作者:采集侠

  “太上皇”和“太上皇帝”,是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两个词汇。因为仅有一字之差,所以经常被人们混淆,甚至通用。事实上,“太上皇”和“太上皇帝”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
  “太上皇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史记》。秦始皇平定天下后,除了规定最高统治者为“皇帝”,还特意“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”。于是庄襄王,也就是秦始皇的赢异人,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“太上皇”头衔的人。太上,即最高、无上,形容极其尊贵。不过,当时赢异人已去世多年。

  刘邦

  历史上,第一个活着的太上皇是刘邦的父亲刘太公。刘邦称帝后,每次去拜见父亲刘太公,刘太公均用人臣之礼迎接。在刘太公看来,“皇帝虽子,人主也;太公虽父,人臣也”,君臣秩序不可乱。刘邦心里很不是滋味,儿子成了龙,当父亲的总该有个与之相称的头衔,于是下诏:“诸王、通侯、将军、群卿、大夫已尊朕为皇帝,而太公未有号,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”(《汉书》)。

  秦汉时期的“太上皇”是一个尊号,一种荣誉,不是皇帝,不问政治。对此,东汉蔡邕曰:“太上皇,不言帝,非天子也。”初唐颜师古注曰:“天子之父,故号曰皇。不预政治,故不曰帝也。”可见,“太上皇”是当朝皇帝出于人伦对父亲的尊称,没有实际政治权力。

  汉代以后,开始出现了“太上皇帝”这个称号,也就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皇帝。如十六国时期后凉天王吕光、北魏时期献文帝拓跋弘、北齐武成帝高湛、唐睿宗李旦等,生前退位后均自称“太上皇帝”。从年代远近来看,“太上皇帝”源于“太上皇”,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吕光提前退位,目的是想作为“太上皇帝”压阵,使权力平稳过渡;拓跋弘退位后,“国之大事咸以闻”(《魏书》);高湛退位后,“军国大事咸以奏闻”(《北齐书》);李旦退位后,规定“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极殿,自称曰朕,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,并自决之,其处分事称诰、令”(《旧唐书》)。可见,“太上皇帝”禅位后依可以处理国家大事,是凌驾于当朝皇帝之上的皇帝。

  在古代,“帝”的分量要远远大于“皇”。二者比较,“皇”是虚幻缥缈,“帝”握有实权,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“帝”。“太上皇”中单一个“皇”字,原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、名誉上的虚衔。

  大概是由于“太上皇帝”源于“太上皇”的缘故,在以后的史料中出现了“太上皇”和“太上皇帝”兼用、混用的杂乱现象,其中以《宋史》最为突出。史官在称呼同一个已经禅位的皇帝时,一会儿用“太上皇”,一会儿用“太上皇帝”,如《高宗纪》称宋高宗赵构退位时提出“朕称太上皇帝”,而《孝宗纪》却称“太上皇帝即驾之德寿宫,……从太上皇幸天竺寺”,一篇本纪二者兼用。又如,《光宗纪》称宋光宗赵惇退位后被尊为“太上皇帝,……太上皇帝不豫”;而《宁宗纪》却称“太上皇违豫,赦。辛卯,太上皇崩”,两篇本纪前后不同。

  按“太上皇”和“太上皇帝”的原意,“太上皇”只是皇帝的父亲,不掌握大权;“太上皇帝”不仅是父亲,而且是皇帝,大权在握。所以,乾隆皇帝对禅位后享受什么样的尊号很在意,退位前专门规定“归政后,凡有缮奏事件,俱书太上皇帝。其奏对称太上皇”,意思是说,正式文件必须称“太上皇帝”,口头上可以称“太上皇”,一句话点明乾隆皇帝至死不肯放权(《清史稿》)。

  从南北朝时期,“太上皇”和“太上皇帝”出现了一些别的叫法。如北齐后主高纬被尊为“无上皇”(《北齐书》),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称“天元皇帝”(《周书》),唐玄宗李隆基被尊为“上皇天帝”,又尊为“圣皇天帝”(《新唐书》),唐顺宗李诵被尊为“应乾圣寿太上皇”(《新唐书》),宋徽宗赵佶被尊为“教主道君太上皇帝”(《宋史》),西夏神宗李遵顼自号“上皇”(《宋史》),等等。笔者考证,尊号中只带个“皇”字的,不掌权,属“太上皇”一类;带有“皇”和“帝”二字的,尚能染指权力,应视为“太上皇帝”。

 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二十多位“太上皇”或“太上皇帝”中,其中有三位比较特殊,即晋司马衷、宋赵构、清弘历。

  司马衷是辈分最低的太上皇。太上皇,通常是指皇帝的父辈或祖辈,而司马衷却被叔祖立为太上皇。西晋永康元年(300年),司马懿的第九子,也就是司马衷的叔祖赵王司马伦在“八王之乱”中篡位,逼晋惠帝司马衷下台,并将其幽禁于金墉城。为了掩饰篡逆行径,堵住悠悠众口,司马伦不伦不类地给族孙司马衷送上一顶“太上皇”的冠冕,成为一历史笑柄。不过,好景不长,司马衷复辟,司马伦被杀。

  赵构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太上皇帝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,五十六岁、正值壮年的宋高宗以“老且病,久欲闲退”(《宋史》)为由,下诏传位皇太子赵眘,自称“太上皇帝”。后来,赵构又当了二十五年“太上皇帝”,直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。其实,赵构盛年主动禅位,并非因为“老且病”,而是与施恩赵眘、贪生怕死、改变抗金策略等因素有关。

  弘历是最专权的太上皇帝。乾隆皇帝弘历当了六十年皇帝后,内心十分纠结,想继续君临天下,又不敢跟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比肩,故禅位于太子永琰。事实上,乾隆皇帝退位后,“军国重务仍奏闻,秉训裁决,大事降旨敕。宫中时宪书用乾隆年号”,嘉庆皇帝永琰除“尊高宗为太上皇帝”,还要朝夕听其“训政”,直到“太上皇帝崩,上始亲政”(《清史稿》)。

  作为封建社会皇位终身制的一种补充形式,中国古代的“太上皇”和“太上皇帝”禅位制度相沿甚久,同时也对周边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,其中越南的陈朝最为明显。陈朝建立后,为避免争夺皇位发生内讧,于是实行太上皇与皇帝“二主共治”的制度,并作为有陈一代的定制。越南古代史家吴士连称:“陈氏家法,……子既长,即使承正位,而父退居圣慈官,以上皇称,同听政,其实但传大器,以定后事,备仓卒尔,事皆取决于上皇,嗣主无异于皇太子也”(《大越史记》)。其中提到的“但传大器,……事皆取决于上皇”,与中国的“太上皇帝”制度可谓如出一辙。越南陈朝皇帝禅位后多数被尊为“太上皇帝”而不是“太上皇”,也能说明“太上皇”与“太上皇帝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