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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女性地位真有你以为的那么高吗?

来自:网络整理| 发布时间:2018-09-05 15:11 | 作者:采集侠

  影片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正热映中,系列前作中早已霸气四溢的女皇帝武则天,此次干脆飞上了天,首次实现高空鸟瞰视角下的“君临天下”。

  【轻微剧透】


  在很多人看来,历史上的武则天之所以能飞上人生高空,除了自我奋斗,关键还在于赶上了难得的历史进程。据说,她所处的唐代,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性友好型时代。“妇女地位空前提高”、“女性的幸运时期”,诸如此类的字眼,广泛出现在各种描述唐朝社会生活的文字中。

  不过,少有人知的是,唐朝也是各类女德书籍大批量涌现的时代,其中最著名的要数《女论语》和《女孝经》,两书各有一句经典名言流传至今:“将夫比天,其义匪轻(要把老公当天来对待)”和“罪莫大于妒忌(微笑面对老公纳妾和嫖娼)”。

  女性的“幸运时代”和直男癌的乐园,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大唐?

  非制度化参政

  必须承认,唐朝初年一部分宫廷女性在政治权势上曾经达到的高度,是历朝历代乃至今天的中国都无法比拟的。

  从公元655年(唐高宗永徽六年)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开始,到713年太平公主败亡,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,少数宫廷女子不但参政,还大致主导了朝廷政局,期间不乏武则天称帝、安乐公主谋求皇太女之类破天荒的大新闻。这些历史经过大众文化的加工传播,普通中国人早已耳熟能详。

  唐朝宫廷女子的参政热情,多少来源于北朝遗风。在北魏政权建立之前,拓跋部落首领的妻子和母亲已多有执掌大权的情况,北魏一朝则先后出了太武帝保母窦氏、文明太后冯氏、灵太后胡氏等一系列政治女强人。武则天孜孜以求的与高宗并列“二圣”头衔,也是冯氏和胡氏玩剩下的。

  【初唐贵族女性在择偶,性行为,社会交往、服饰穿着方面的一些自主性和开放因素,也大多是北朝遗产的一部分,即北朝胡风胡俗对儒家礼教的暂时性冲抵。随着唐朝社会儒家伦理的复兴,重新走上“汉家王朝”正轨,这些社会风气都日益淡化。】

  不过,这类唐代政治女强人的参政盛况,很难与当代等量齐观。

  现代女性参与政治,是制度化和普遍化的行为,是一战以来女性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结果。但唐代女性参政机会的获得,基本还得依赖古代常见的那种靠近皇帝、权臣等权力核心人物的便利性,是非制度化的,过程中往往充斥着腐败与丑恶。这种参政能否真正反映女性地位提升,本身即值得商榷。

  唐朝法律《唐律疏议·名例》卷即规定,妇女不但不能担任官职,爵位也只能从父、夫、子那里获得,“凡妇人,从其夫之爵位···以夫为尊卑”。

  政治女强人们在取得参政机会、乃至攫取了最高权力后,也少有意愿帮助改善唐朝女性同胞们的基本权益。在女性主义尚未萌发的时代,她们或许根本没有此类意识。偶有稍与之搭边的举措,出发点也是为个人的掌权企图铺路。

  如公元666年,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,武则天要求陪同主持,并要带领贵族妇女完成“禅”,也就是祭祀地祇的环节。从表面上看,这是皇后在提携普通贵族女性参与公共政治生活。其实,武则天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个人参与国家大典的强烈意愿,以树立自身威望和权力的正当性。而当时即便贵为皇后,也不宜单独出现在公共仪式中,身边势必要有其他妇女作陪。

  在封禅大典上,武则天发表的“礼奏文”明白宣示,自己的职责仅仅是“职惟中馈,道属于蒸尝”,即尽一个家庭妇女煮食祭祖的义务,不准备改变女性当时的社会角色。武在称帝后,也没有推行过任何有意尊崇女性地位的措施。可以说,除非为成就个人政治野心铺路,她的女德观并不超越儒家传统的两性道德规范。

  因此,无论一小撮宫廷女性在政治上如何耀眼,它也只是特定时段、特定阶层女性的专属行为,距离普通民众的生活极为遥远。对广大社会中下层妇女而言,她们的全部生活主要围绕家庭展开,不从家庭内部权利支配角度来观察,无法了解唐朝普遍的女性地位。

  而唐代普通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,较前代其实有大幅缩水。

  妇人与牛不得分田

  从北魏开始,一直到唐代开元年间,国家基本的土地制度是所谓的均田制,即官府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给民众耕种,死后交还。北魏的均田制,授田并不区分性别,丁男每人授田40亩,丁牛每头授田30亩,妇女虽然只能分到20亩,还不如牛,但毕竟可以单独分地,等于承认了妇女独立的土地使用权。

  朝廷当然不是为了有意体恤女性。魏晋南北朝长期混战,人口本已灭杀严重,男子又经常被朝廷军队肆意抓壮丁,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严重不足,土地抛荒严重,给女性甚至牛只分地,实是无奈之举。

  独立的土地使用权,使北朝女性在婚后的经济生活占有一席之地,并在理论上具备不依附于男子也能独立生存的能力,这是北朝妇女地位较高的经济根源。从北魏历经北周、北齐和隋代,给妇女分配土地的政策一直延续。

  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一战时的欧洲。以英国为例,由于男子参战导致的劳力短缺,大量英国女性得以进入工厂,妇女的就业率大为提高,个人社会活动领域也得到拓展。工厂女工的平均工资与男工的比值由战前的1/3上升到1918年的2/3。战争期间经济地位的提高,直接改善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。

  【英国女权运动领袖爱米琳·潘克赫斯特表示不再因为选举权问题而找政府麻烦,并号召妇女为战争中的祖国服务】

  与此同时,英国女性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根本性的提升,19世纪末以来众多女权分子追求数十年而不得的政治权利,几乎在一夕之间拥有。1918年,30岁以上的英国女性获得了选举权。不过,随着战争结束后男人们陆续从战场上回来,英国女性经济地位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:她们要为退伍军人们腾出一些工厂中的位置。

  1300年前唐代妇女在经济领域的腾退要比英国妇女彻底得多。公元589年,隋朝消灭南方的陈朝,再次统一南北,国内战争结束。随着和平年代人口逐渐恢复,朝廷手中剩余可授的田地越来越少,妇女首先成为政策牺牲的对象。

  公元604年,隋炀帝即位后,规定田只授予男子,牛、奴婢、妇女一律不再享受分田资格,只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才能破例,如为鼓励女性守节,守寡的妻妾能分到30亩地。唐朝全盘继承了隋朝的土地制度。